[摘要] “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什么，舍什么”，这对于北京是一个重大课题。专家指出，产业规划能够指引人往哪儿走，资源往哪儿集聚，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等“城市病”面前，合理的产业规划才是解决“城市病”的关键，建设“紧凑型城市”能缓解“城市病”。
西药方：产业调整后及时转换城市功能
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城市病”，只是程度轻重不一样而已。面对产业布局不合理带来的“病症”，西方国家如何“下药”呢？
“大家都差不多，比如当年工业化最盛时，都有相同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本上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也未必就是高端，也有无奈，因为人口的红利，加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开始明显地退二进三。”吕斌介绍说。
及时抓住时机，进入后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城市功能，这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
吕斌说，他们不是主动关掉一个工厂，不是说工厂转走就转走了，西方普遍的做法是，及时谋划，“运用了这样的机会，把原来的城市空间不合理的地方，抓住机会调整合理，原来有工业没有服务设施的地方，及时跟上，增加公共空间、学校、绿地等。”
美国波士顿的产业调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波士顿的港湾，以前曾经全市码头、仓储区，大都用作物流仓储。在后工业化时期，订单经济兴起以后，采取终端配送方式，不再需要仓储，波士顿及时将仓储区改建为清水的文化设施、游乐设施。上世纪80年代，波士顿海湾沿线都建成了滨水空间，非常漂亮。
日本横滨的三菱造船厂，历史上也很有名，一度造船业歇业了，企业用地退二进三，也可能随便换一个功能，盖房子卖。横滨政府，允许调整功能，但是整个功能必须符合城市整体规划和需求。
吕斌说，拿北京来说，“比如首钢搬走了，不能指望首钢自己调整功能，北京西部功能如何提升，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
同理可证，北京核心区的小商品市场搬走了，剩下的干什么，要综合考虑，“对整个城市空间而言，这一片到底缺什么，就补什么。”要站在更高视角规划，不能赶走了，就盖一个高端住宅。
在新加坡，的地方，2003年修改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时，就把图上画的楼拔掉，变成广场绿地，也增加了底商，而缺的面积加盖在别的楼上。
吕斌说，要避免总部经济盖得越多，老百姓离北京越远。世界上的CBD，楼下都有底商，有公共空间供老百姓活动，“而不是两个保安站着”。
关于产业的调整，吕斌说，北京还有一些新兴产业空间有待挖掘，可以学习西方国家，搞活空港经济，比如顺义机场周边的发展，将来第二机场周边可发展一些高端的全球化航空经济以及信息化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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